次北伐的资历和人望,而不得不和那位长期执领东南行司的宁总管一样,呆在后方的大本营里担待起襄赞军国事的“重任”;
至少在初次北伐崩溃之时,那位军望资重的宁总管还被临危受命指派出去,于江北当代起收拾残局的关键重任,然而到他这里,甚至就连后来历次的江南定乱的功劳都没有自己的份;
唯有在畿内大乱为叛党所窃据的时候,身处后方的他拒不接受那些叛党的拉拢,而带着亲信出奔进入东江道,然后再后续的平叛当中,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,在东三道地方相应来自岭内的勤王大军,进而瓦解了畿内叛军及其附从势力的斗志和信念。
这才赶上了定难克乱之功的最后一点尾巴和风潮,算是在监国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;因此,他其实很希望能够有所机会脱出总纲参事府的局限,在北地证明自己尚未老矣而铁甲依旧的勃勃雄心。
要知道大梁的总纲参事府乃是自故大唐一脉相承的体制,虽然没有前朝那种与枢密院并称“府院”的专重权柄;但也是为军国筹谋计而制定战略方向的重要部门,地位清贵犹在操作实务的兵部之上。
更别说依照早年沿袭的制度,但凡是下层行伍出身的领兵官,须得到武学再修和进研之后,再到参事府堪磨上或长或短的资历,以培养战略眼光和格局,才有可能得以外放为独当一面的一方守臣或是独掌专征的一军之主。
因此,身为与正副枢密使,知事们,比肩同位的参事府总章和佐贰官们,很容易籍此培养起广泛的人脉,也是国朝异论相搅制度下制衡枢密院、兵部滥权的一个关键;
但是国朝两次北伐大业的过程,却是严重冲击和破坏了这种沿袭日久的惯例和传统;无数年轻新晋的将帅因此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,又因为种种功勋和战绩,而被战时大本营和江宁行在就地破格简拔起来;
因此,相比本身职权就被并入大本营的枢密使们,他所负责这个总纲参事府总章的地位和职分,就变得有些微妙和尴尬起来了;既无经略实务的事权,也干涉不到正常的人事迁转,更不掌钱粮转运支给的要害,
真的就只剩下襄赞辅佐的建议之权,还有就是根据上意和决定,制定相应的对敌方略和战局部署而已了。如果不是监国为了权衡内部,而将他列为战时大本营的一员,他甚至连参与最高层军国决策的资格都没有了。
好在,如今北伐造就的新兴军功勋贵的大山头之中,尚有被称为海外驻屯军系的势力,算是不乏他的渊源和故旧所在,也有人暗中表态愿意接受和欢迎他的领导。
除此之外此外,还有出身畿内背景的京军系,聚拢在王端臣麾下的荆湖系,存在感较小一些的蜀军系,以及在外独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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