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说:“他不可能跑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吧?”
“或许,他总会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,但目前而言,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更能避开我们的视线。”
另一位警察说:“我们已经发了全国通缉令,但在短的时间内发现他踪迹的可能性非常小。”
张建中便问国资办的人:“厂长和杨副厂长还顽抗到底吗?”
“他们都不承认与老井有任何瓜葛。”
也就是说,目前,很难定他们的罪。虽然,可以因他们与余丽丽的不正当关系给予处分,但他们侵吞的财产却无法追回。
“知道只是定他们乱搞男女关系,并不能把他们怎么样,如果,承认与老井有经济关系,性质就不一样了,所以,坦白交代罪责更大,便都存有侥幸,希望我们抓不到老井。”
“必须摧毁他们的侥幸心理。”张建中问:“林副市长有什么指示?”
“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”
“能不能移交公安?”
由国资办处理多少还是内部谈话,移交公安处理就带有审讯的性质了,或许能起震慑作用。
“这个要请示。”
张建中没点头,也没摇头,心里却想,是不是可以先斩后奏?从某种角度上说,请示是一种怕负责任的行为,而请示更多是推卸责任,给领导出难题,如果,对追查有利,为什么一定要请示?就不能大胆地把责任承担下来?
“先跟杨副厂长谈。”柿子总是找软的捏,张建中说,“由公安的同志跟他谈。”
国资办的人小心翼翼地问:“这合适吗?”
“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。”
“至少,也要请示主任吧?”
张建中很坚决地摇头,说:“不用,这是糖厂的问题,作为厂长,我可以做这个决定。”
国资办的人还是不放心,说:“主任不会怪你,但会怪我们。”
“你就说,是我不让请示的。”
自从接受国资办的审查,厂长和杨副厂长就一直住在厂里的接待所,被监护起来,除了接受审查,就是呆在接待所里写检查材料。开始几天杨副厂长还写一些与余丽丽的瓜葛,涉及到经济就也像厂长一样嘴硬,说他没什么要交代的,便用沉默与组织抗衡。
杨副厂长被唤到张建中的暂时办公室,见屋里坐满了人,很客气地跟每一位打招呼,还掏出烟来一个个敬。
张建中制止他,说:“你老实交代你的事情比什么都好。”
“要说的,我都说了。”杨副厂长说,“你们不能相信余丽丽,更不能相信厂长,我与余丽丽是有不正当关系,但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而且,也是她主动的。”
“今天,叫你来,不是要你说这些。”
“那我就什么要交代的了。”
“有没有?不是你说了算,也不是我说了算,要公安的同志说了算。”张建中说,“今天,主要是公安的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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