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份,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上,洋溢着节日的气息。
每当这个时候,这座位于波罗的海一角的城市,便会因诺贝尔奖的名单,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关注的目光。
虽然评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的事情,但绝大多数斯德哥尔摩的市民,都为这一刻而自豪着。
比较有意思的是,“他们”并非一直都是如此。
在那个民.族主.义席卷欧洲的年代,不少瑞典人曾公开抱怨甚至是批评,一个瑞典的富豪或者说学者(诺贝尔),既没有把遗产捐献给国家,也没有给斯堪的纳维亚人任何获奖的优先权,留下的不是利益,仅仅是数不尽的麻烦。
甚至就连时任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汉斯·福舍尔,都曾抱怨过诺贝尔应该把钱直接捐给瑞典皇家科学院,而不是让他们干吃力不讨好的评奖,并且拒绝了参与研究评审细节的会议。
所幸的是,在诺贝尔最信任的助手朗纳·索尔曼的不懈努力下,最终时任瑞典国王宣布了遗嘱的生效,结束了围绕着3100万克朗的争论。
事实证明,站在历史的高度上,绝大多数人都是短视的。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,也很少有人能有机会看到波罗的海之外的世界。
但现在回过头看去,就算是找遍全世界,也很难找到比那3100万克朗更划算的投资。
从来没有哪一座城市,能因为一个奖项,而获得如此殊荣。也从来没有一位瑞典人,哪怕是瑞典的国王或者是首相,曾给他的国家或者民族留下过如此庞大且取之不尽的遗产。
当然,伴随而来的麻烦肯定也是有的。
尤其是对于守望了这个遗嘱一个多世纪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而言。
随着距离十月四号越来越近,相比起越来越热闹的斯德哥尔摩,这座象牙塔中的气氛却是越来越紧张。
按理来说,诺贝尔奖的名单在三天前就应该准备好了。
但这一次,化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却没有达成统一。
虽然历史上也有过那么几次,因为诺贝尔委员会的意见无法达成统一,而导致公布时间推迟到十月中旬的事情也时有发生,但没有理由会发生在这一届诺贝尔奖的评选上。
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催促下,诺贝尔化学奖的评审委员再一次召开了会议。
化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名单,相较前两年没有人员变化,变化的只是斯诺格拉普·林瑟女士(Snogerup·Linse)从委员长退居二线,15年的委员克拉斯·古斯塔夫森(Claes·Gustafasson)晋升委员长。
至于其它三名院士,分别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彼得·布热津斯基(Peter·Brzezinski),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有机化学教授奥洛夫·拉姆斯特伦(O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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