…”不要以为咱们文化先进,就必然不会被落后民族所同化了,必须随时警惕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冲击和破坏——这是是勋所说的第三个问题。
最后综合一下:“是故有稼穑之土,有耕织之劳,始有礼仪之大、服章之美,是成中国也。四夷之不如中国也,为无稼穑之土,无耕织之劳,使民困穷。中国可收其土即收之,教其民稼穑;不可收其土则逐之,使不为祸——斯乃用夏变夷,孝武皇帝收南越、五原、朔方是也。其夷狄之民困穷,乃有禽兽之性,无日不望得中国之土,然得其土而不知稼穑,遂更使中国困穷也——斯乃夏变于夷,今之五原、朔方是也。
“是故子曰:‘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无也。’为诸夏无君,而礼仪是在;夷狄无君亦可教化,若有君必成禽兽矣!”少数民族不抱团儿,咱们就容易同化他们,一旦抱团儿甚至立国,那就危险啦——“吾前请魏王分析匈奴、乌丸各部,即为此也。”
传统中国人看待外族,鄙其落后,恨其侵扰,观点都是同一的;但对待外族的态度,却往往走两个极端:一是以为外族既然落后,那便不足为中国之患,只要教之礼仪,必能同化;二是以为外族不可教也,必须明确“华夷之分”,严防死守,才能保证中国的安靖。
就这个年月而言,大一统的强大王朝虽然已经走向没落,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外族尚不能威胁其腹心之地,基本舆论还是倾向于前一种态度的。所以这时候的中国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,但同时对外族入侵缺乏足够的警惕心——“以为读经识礼,服中国之章,即为中国人也。而不知所滋育者不变,是终不能中国也。”
其后“五胡乱华”,第一个掀起反旗的刘渊,那就是相当汉化的匈奴贵族,史书上说他“幼好学,师事上党崔游,习《毛诗》、《京氏易》、《马氏尚书》,尤好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孙吴兵法》,略皆诵之,《史》、《汉》、诸子,无不综览”。然并卵,只要他的部族还没能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,绝大多数匈奴人都没有中国化,刘渊一旦回去,立变匈奴单于,而非中国君主。
中国人必须经历多次惨痛的教训,才能明白这一道理,比方说“五胡乱华”,比方说“安史之乱”,比方说残唐五代,所以到了宋朝,相关华夷的思想倾向就逐渐右倾,走向另一个极端,最终导致了明、清两代总体思潮的全面保守,活力渐丧。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,相对此一倾向,是勋尚无需赘言。
对于今日之病征而下药,是勋主要教导学生们要明确“华夷之辩”,并且警惕“夏变于夷”,在兼并和融合外族的问题上,不可只看表面(用中国礼仪、服章),而要看到深层(是否真正改变了生产和生活习惯)。而且这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——“楚之附周,在文王之世,而尚溺昭王汉水,问九鼎洛阳,至秦收之,始入中国。乃知用夏以变夷,亦当行之数世,始验。”
若是能在保持包容性的前提下,提高对外族的警惕心,或许不会再蹈“五胡乱华“之渊薮吧。
宣讲完毕,即使学生自由提问。突然间站起一人来,询问道:“闻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,收其酋为假子,有诸?何与所言相悖耶?”(未完待续。。)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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